专家称重金属污染已成为环境保护的公敌

    环境污染问题仍然是中国迈向现代化最艰难的障碍之一，最高领导层其实早已经看到了这种危机，并且希望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对此有所遏制，情急之下往往还诉诸更严厉的管制和处罚。
    但现实情况始终不容乐观。
    “长期以来，环境污染的情况一直都存在，不过以往主要集中出现在各种矿区或资源型城市，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污染的情况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各种矿冶、化工、石化、电解、电池……制造和设施全国各地都在出现，必然造成污染可能性的急速增加。”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肖晖表示，政府在监管上的缺失是酿成各种污染事件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对监管者如何进行监督已经到了需要从制度层面反思的程度了。
    事件成因繁乱复杂“中国企业已经到了最缺德的历史时期！”湖南浏阳镉污染、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此起彼伏的环境污染事件令人触目惊心，不少社会学者不断发出如此悲呼。
    “大量污染事件充分说明各地的污染排放量非常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环境的承受力，而且这样的污染情况一直都在日积月累。”马军说，“不能否认这些年来政府在监管方面也做了巨大努力，但是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往往在不经意间事故就爆发了。”
    国内多地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引发了新华社的公开质问：几次三番的事故，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屡屡受到严重威胁，为何始终换不来彻底的整治？
    马军认为，仍然把地方财政收益，把GDP的发展指标放在环境保护之前，是各种环境污染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已经出现了一些蹊跷：中央层面不断倡导环境保护，但对地方的政绩考核仍然把经济数据当作硬指标；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地方的企业和政府短期内都不敢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环境污染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2010年，一个国际环保组织发表了题为《“毒”隐于江：长江鱼体内有毒有害物质调查》的报告，表示在取自长江上、中、下游不同城市的鲤鱼和鲇鱼体内，均测出了被称为“环境激素”的壬基酚和辛基酚，这两种物质可导致雌性性早熟等性发育和生殖系统问题。另外，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和学者的研究也都表明，由于企业活动带来的含镉污水被灌溉至稻田，目前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
    “环境污染很可能给当地带来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居民的生活用水，甚至将影响到当地出产的各种产品销售。”马军说，“之前获得的经济收益与后期治理成本往往是不相称的，后者远远大于前者并且无法完全恢复原样，也就是俗话常说的得不偿失。”
    他认为，尽管环境污染涉及面广、层次深，但是各种事件发生的原因却是有规律可循，“除了违法企业的不自觉行为，更有政府执法不严，导致企业违法的成本很低，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追逐利润的情况一直无法杜绝”。
    肖晖表示，中国各地频频发生大范围环境污染事件，一方面说明今天的信息比以往更加畅通，过去能够刻意地成功隐瞒某些大事件，在今天已经不具有这种隐瞒的条件了；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今天较之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面对环境污染的威胁，这种威胁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失衡所造成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是长期性的，全地域性的。
    另外，各地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知识缺乏、观念淡薄，不能对相关企业及政府部门进行积极监督也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虽然在厦门、广州和大连等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民众自发参与环境维权行动，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总体上民众的参与能力和热情都还不够，与政府、企业的沟通仍然不算理想。
    马军说：“目前社会各界欲对环境问题提起诉讼非常困难，当地司法机关和政府往往都会千方百计逃避和阻拦，环境问题甚至已经成为破坏中国国际形象的一大证物。”
    2010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积累的30起新案、20起旧案中，成功立案的只有个位数。其中湖南株洲6岁女孩儿刘冰洁因镉中毒死亡一案，虽然艰难胜诉，但法院只判了6000多元的赔偿。
    自1970年开始的“世界地球日”活动，促进了全球许多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也推动了各国环境立法方面的步伐，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在1990年4月22日地球日20周年之际，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发表了电视讲话，支持地球日活动，从此中国每年都进行地球日的纪念宣传活动。
    尤其在2005年前后，中国上下甚至还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除了整肃大批企业和官员，也大范围启发了民众对于环保问题的认知。更重要的标志是，中国政府在2008年将原来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力图在政府管理方面获得更好的效果。